陶寺，四千三百多年前的“堯都”

訴說最早“中國”的故事

　　盛夏時節(jié)，站在宏大的陶寺遺址上，令人有穿越時空的震撼，仿佛看到華夏始祖正在這片肥沃的大地上鑿井造田，往來耕作;開窯升火，燒制陶器;號子如潮，夯土筑城，創(chuàng)造著最初的文明與神奇。

　　此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fā)掘成果新聞發(fā)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公布的內(nèi)容讓世界震驚不已：

　　山西臨汾的陶寺文明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主脈;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比河南二里頭發(fā)掘的夏商遺址還要早500—600年，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堯都，正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至此，沉睡了4300多年的“堯都”驚世亮相，揭秘最早“中國”之傳奇。

　　陶寺遺址，向世人揭開神秘的面紗

　　“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里竟然埋著一個輝煌的王國?！迸R汾的百姓驚嘆不已。

　　陶寺遺址位于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7.5公里，上世紀50年代全國文物普查時初步發(fā)現(xiàn)，1978年春，正式開始發(fā)掘。1979年10月27日，發(fā)掘隊員有了重大發(fā)現(xiàn)。當日上午，在清理探方東壁附近地層時，發(fā)現(xiàn)了一座大型墓的墓坑線，初步斷定是一座較大的深墓坑。下午快收工時，奇跡出現(xiàn)了：在墓坑西壁偏北部，整齊排列的3件陶質(zhì)容器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

　　此后，考古工作者一鼓作氣進行了長達7年的田野發(fā)掘，直到1985年夏天，陶寺遺址的發(fā)掘才暫告結束，共揭露面積7100余平方米，其中居住址部分2100平方米，墓地5000平方米，獲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隨葬品，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和銅鈴等，尤為重要的是，在一塊陶器殘片上還發(fā)現(xiàn)了朱書文字!這些珍貴文物因初步證實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而震驚世界。

　　2001年，陶寺遺址列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考古擔負起證實“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重任，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課題組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鉆探與重要遺跡的發(fā)掘。2001年發(fā)現(xiàn)中期大城，2002年發(fā)現(xiàn)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墓，使陶寺遺址的重要性上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其中，中期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相當于4個紫禁城的面積。

　　2003年，考古人員又在中期小城內(nèi)的祭祀?yún)^(qū)發(fā)掘出一個大型圓體夯土建筑——兼具觀天授時與祭祀功能的觀象臺，它的總面積約1400平方米，建筑形狀奇特，結構復雜，規(guī)模宏大，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陶寺文化的最大單體建筑。

　　至此，“堯都”漸次浮出水面——陶寺作為中華大地上曾經(jīng)輝煌的一個古老王國，在塵封4300多年之后，終于向世人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的第一批土筑或石頭砌筑的城址，是一種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觀。它是歷史長河中一座高聳的里程碑，把野蠻與文明兩個階段清楚地區(qū)分開來。中國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篇章。

　　幾乎參與了陶寺發(fā)掘全過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介紹說，陶寺城最早興建于距今45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早期，最初只是一個面積約56萬平方米的小城。陶寺小城分布在陶寺村西南，形狀接近長方形，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由于幾千年風吹雨蝕，陶寺小城原來的地貌已遭到嚴重破壞，地表形成了數(shù)條大沖溝。小城東墻在修建時采用了板塊式板筑夯土技術，這在當時已是一種比較進步的筑城技術。西墻南段則為先挖基槽，然后逐層夯筑而成;南墻西段則是另一番“景致”，城墻墻體平地起建，與墻址連為一體。

　　小城的城內(nèi)南部邊緣有一片貴族居住區(qū)。這個居住區(qū)大致可分為兩個小區(qū)，西區(qū)為下層貴族區(qū)，總面積約1.6萬平方米;東區(qū)為上層貴族區(qū)，也可稱為“宮殿區(qū)”，總面積約6.7萬平方米。

　　專家推測，如同今天的城市擴張一樣，也許是因為人口增加，舊城不能適應陶寺王國的發(fā)展，這座小城在使用了大約200年后遭到廢棄，人們在它的基礎上大規(guī)模地擴建了一個新城，這就是陶寺中期城址。

　　中期城址分為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兩部分，城長1800米，寬約1500米。在大城東部還發(fā)現(xiàn)了一片相對獨立的窖穴區(qū)，是陶寺文化早期或中期居民的糧倉。

　　作為如此浩大的一座早期國家生成階段的都邑，專家測算，陶寺城址早期經(jīng)常性人口在1萬人左右;中后期人口數(shù)在3萬—8萬之間。

　　不論是從城垣的規(guī)模還是從城址的功能看，陶寺城址無疑是史前城市發(fā)展的頂峰，完全具備了后代都城的性質(zh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說：“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陶寺，是5000年中華文明的實證

　　臨汾陶寺為何是最早“中國”，這要從陶寺遺址發(fā)掘的圭表說起。在陶寺文物展示廳，何駑說：“這些涂有黑、綠和紅色標記漆的木桿和玉琮、玉戚就是‘圭表’，是我國古代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直立于平地上測日影的標桿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刻板叫‘圭’，是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出土的。”與木桿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為游標、景符、垂懸附件來使用的，組合構成了目前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實物工具套，距今已有4100多年的歷史。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專家學者們在陶寺觀象臺，用出土的“圭、表”1∶1的復制品進行驗證顯示。專家學者們對這根木桿的每一段色帶從1—44編號，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的計算，結論是：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別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長判斷，而11號的刻度為1.6尺，與《周髀算經(jīng)》“天道之數(shù)，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記載吻合，證明陶寺就是其所記載的“地中”。這表明，陶寺遺址“圭表”測影不僅可以確定農(nóng)時節(jié)令，更重要的是確定“地中”，進行大地測量。何駑比喻說，這一“地中”的規(guī)定，正如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臺確定的全世界標準時和地球0°經(jīng)線一樣，是政治話語霸權語境中的人為規(guī)定。

　　在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即所謂“王者逐中”。何駑說：“中國”的最初含義是“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陶寺遺址是我國最早的都邑性遺址，已進入國家社會，因此，堯都就是最早的“中國”。

　　一處處遺址和大量堯器舜物、王之重寶，宛如一座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豐碑，向我們無聲地述說著帝堯時代的輝煌。

　　2003年發(fā)現(xiàn)的陶寺觀象臺，比英國的“巨石陣”還要早400多年，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世界最古老的觀象臺。它由半圓形外環(huán)道和半圓形臺基建筑構成，臺基上立有13根柱子，柱間距為15厘米，形成12道縫隙。

　　何駑介紹，觀象臺構成了一個地平歷觀測系統(tǒng)。站在觀測點上，透過縫隙，通過觀測正東方向塔兒山山脊線上的日出，可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jié)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還有粟黍、稻、豆的農(nóng)時以及當?shù)厮募纠渑瘹夂蜃兓?jié)點和宗教節(jié)日等。陶寺觀象臺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尚書·堯典》記載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真實性，證實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歸年長度。

　　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龍盤，被稱為帝堯邦國的“國徽”，成為證實陶寺就是堯都的重要器物之一。說明只有到了陶寺文化時期，龍才與“王”聯(lián)系在了一起，被作為集團象征的圖騰，使中華民族“龍的傳人”言之有據(jù)。

　　面對8件鼉鼓、6件土鼓和一系列特磬、銅鈴、陶塤等樂器，何駑說，這些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出土資料最準確的禮器類文物遺存，回應了文獻的記載，標志著帝堯邦國禮制已初步形成，進入了“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時代。而玉璧、玉鉞等禮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權力和財富的象征物，成為維護社會統(tǒng)治的“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一件陶制扁壺前，何駑指著上面的兩個朱文字興奮地說，就是這兩個字，將中國文字祖根又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為比甲骨文還要早的文字。專家學者從多個角度對二字進行了考證，認為一個為“文”字，另一個是“堯”的初字，即壘土為垚，建立在黃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墻(垚)。

　　為了“讓文物活起來”，臨汾市目前正在籌備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陶寺遺址核心區(qū)、堯文化旅游產(chǎn)業(yè)園、古文明旅游圈，打造世界一流的帝堯之都和旅游目的地，迎接探秘最早“中國”的八方賓客。

　　(原載7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人民日報記者 劉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