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華夏祖先的足跡

——寫在《晚夏殷商八百年》出版之際

李琳之

　　繼商務印書館出版《前中國時代》和《元中國時代》之后，研究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晚夏殷商八百年》，至此，我的上古中國三部曲得以全部和讀者見面。

　　這3本書構(gòu)成了我關(guān)于從傳說中的“五帝”至商代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肚爸袊鴷r代》敘述的范圍在公元前4000年～前2300年之間，是傳說中黃帝至帝嚳時期，也是“最早中國”的孕育時期;《元中國時代》敘述的范圍在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之間，是傳說中的堯舜至夏早中期，也是“最早中國”誕生并初步發(fā)展的時期;《晚夏殷商八百年》敘述的范圍在公元前1800年～前1046年之間，是晚夏至商代覆亡時期，也是“最早中國”早期發(fā)展階段，是為早中國時代。

　　這3個時代是中國從傳說跨越至信史的3000年，對其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幾千年以來，我們一直處于恍惚不清的迷茫狀態(tài)之中。我的研究方法是，充分利用這一百年來中外考古學所取得的成就，對文獻記載和傳說分別從中國境內(nèi)不同考古學文化的面貌、性質(zhì)、遷徙、裂變，及其碰撞、糾纏、交融、衰亡等方面，予以梳理、比較、鑒別，實際上也就是用“三皇五帝”及相關(guān)族群碎片性的歷史遺存去校正文獻上五花八門的說法，由此揭示出華夏祖先在上古時期艱難復雜、跌宕起伏發(fā)展歷程的漫漶足跡，大致梳理出了這3000年歷史進程的基本線索和脈絡。

　　說起這個體系的形成，還得追溯到9年前。那時我已經(jīng)對山西有關(guān)“三皇五帝”的人文遺跡和相關(guān)傳說進行了多次的實地考察，《中華祖脈》就是在此期間寫成的。寫《中華祖脈》前面幾個篇章時，我逐漸產(chǎn)生了寫一本完整中國上古史的愿望。

　　我最初想得比較簡單，就是想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研究，梳理出一個比較清晰的“三皇五帝”歷史發(fā)展脈絡，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一想法是比較幼稚的。因為各種文獻記載的“三皇五帝”出入太大，有很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牛頭不對馬嘴，顛三倒四之處甚多。而且，通過實地考察，我還發(fā)現(xiàn)，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版本的“三皇五帝”說法在流傳。我意識到，這些流傳在不同地域的民間傳說和文獻上互相矛盾的記載，其實可能都是上古社會不同部族流變后的記憶、認知，它們都只反映了歷史的一個點或一個面，而且還是后人“再創(chuàng)作”以后的失真版本。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要按照最初想法從文獻和傳說中梳理出一個完整而真實的“三皇五帝”框架，幾乎沒有任何可能。

　　從那之后，我一方面開始面向全國，前往各地有“三皇五帝”人文遺跡和傳說的地方進行巡游考察，另一方面我把目光轉(zhuǎn)向考古領(lǐng)域，開始大量學習、研讀先秦方面的考古學著作。

　　這一轉(zhuǎn)變讓我豁然開朗，我有了一種柳暗花明的感覺，發(fā)現(xiàn)了一片新的天地。以前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東西居然能從考古學中找到明顯的痕跡。但很顯然，個別考古學者也犯了一個形而上學的錯誤，那就是，他們總是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面談同史前傳說相關(guān)的考古實證，而完全忽視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段的傳說記載。換言之，他們沒有意識到，“三皇五帝”傳說實際上折射的是一個包含了巨大時空范圍的、錯綜復雜的、且是變動不居的有機歷史整體。

　　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在60歲完成中國上古大歷史的寫作。這是一個漫長的計劃，盡管前行的道路極其艱難，而且很可能還是無功而返，但我從來沒有動搖過這一信念。

　　我原來想好的書名就是《中國上古大歷史》，而且只寫一本。后來之所以變成三本，且將書名都換掉，是兩個原因促成的：一是深受蘇秉琦先生“古國—王國—帝國”三階段理論和許宏與何駑關(guān)于“最早中國”爭論的影響;二是“五帝”及夏商兩代涉及3000年的歷史。顯然，寫幾十萬字的一本書恐怕難以說明問題。

　　最早動筆寫這個系列是在2016年10月，我當時寫的是《前中國時代》“良渚古國”相關(guān)內(nèi)容，但僅僅寫了一章就由于資料的匱乏和思維的混亂而不得不停下筆來。

　　這期間我將相關(guān)考察筆記整理后，集成《家國往事》和《祖先，祖先》兩本書先后出版，引起了一些關(guān)注。2017年春季，中央電視臺6集紀錄片《陶寺村的故事》(原名為《華夏之源》)攝制小組找到我，請我出任該片文化顧問，并拍攝我尋訪、考察華夏文明遺跡的片段。當年11月，在臨汾康莊拍攝完我尋蹤帝堯“擊壤碑”的場景后，我隨山西國際文化交流協(xié)會中東考察團前往中東，重點是到埃及進行了考察。

　　“出演”《陶寺村的故事》，增強了我走下去的信心，而出訪中東、考察古埃及文明則進一步開拓了我的視野，我不再是站在山西，也不僅僅是局限在中國范圍以內(nèi)，而是開始站到整個世界文明史的巔峰去重新審視“三皇五帝”這段傳說時代的歷史。

　　視野開闊了，方法對頭了，我感覺以前碰到的諸多難題，逐漸開始有了解決的思路。又經(jīng)過一年時間的研究、積累和其他準備工作，2018年11月15日，我再次拿起筆來。不過，這次我選擇的是先寫《元中國時代》，這樣做，一是為了打通“前中國時代”到“早中國時代”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二是我對元中國時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陶寺遺址更為熟悉，因為那里畢竟是我的家鄉(xiāng)。

　　沒有想到，這次重新披掛上陣十分順利，就像駛上了“高速”，一路暢通。3本書130多萬字，我用了3年時間就完成了，并且每一本都是在寫完之后于第二年就順利出版了。這比我原來的計劃整整提前了5年。

　　欣慰的是，早在寫《元中國時代》之時，我就被聘為了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客座教授。時為學院院長的孫巖教授得知我這個研究寫作計劃后，就向上申請，把我的選題納入了山西省“133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計劃、山西大學三晉文化與旅游產(chǎn)業(yè)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出版資助范圍。

　　前兩本書出版之后，也在社會上引發(fā)了一定程度的反響?！对袊鴷r代》在2020年12月“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隨后，又在2021年1月成功入選“2020百道原創(chuàng)好書榜年榜·人文類”。《前中國時代》也在2021年12月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fā)布的“2021歷史好書60種”榜單。

　　回想這十幾年的研究之路，我的確是有點后怕，其間的艱難困苦非一言可以道盡。著名作家周宗奇先生說我：“藐視浮華，埋頭苦干，寫人所未寫，大幾十萬字一部書一部書地往外端，這份辛勞與精神，讓人望而興嘆!當今文人若此者，試問全國能有幾位?著書只為稻粱謀，代有賢者羞世俗?！?/p>

　　我沒有周先生說得那么高尚，但我知道在追蹤祖先足跡這條道路上，我還會走得更遠。

　　道理很簡單：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一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