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詩經故里雕塑

　　衣食住行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歷來為社會、民族和國家所關注，而“衣”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鮮明標識之一，尤為人們所重視，并賦予其超越穿戴佩掛之上的、甚至上層建筑領域的特殊社會意義。如《史記·歷書》就提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將服色變化上升到國家層面；耳熟能詳的蒙學經典《千字文》中更是寫道：“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將服飾發(fā)明推崇到與文字創(chuàng)造同等尊貴的地位。傳統(tǒng)文化甚至將其作為古中國與周邊少數民族相比較而言文明開化的顯赫特色而大為贊賞:“東方曰夷，被發(fā)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fā)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禮記·王制》）——“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左傳·定公十年》孔穎達疏），此謂華夏之名之由來。其中，源遠流長的晉國文化乃至三晉文化鑒于“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晉一直在東方國家中占首位，晉也罷，三家分晉也罷，并未改變這種基本格局”（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而發(fā)育延伸成為中華文化總根系中的“直根”。同樣，晉國服飾作為晉與三晉文化的載體之一，在引領東周春秋及以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服飾發(fā)展上，彰顯出“以正諸華”（《左傳·襄公十一年》），領袖群倫、成風化俗的文化自信和獨特魅力。

　　一、從文獻史料看晉國服飾

　　關于晉國服飾的記載散見于《詩經》《左傳》《國語》《墨子》《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先秦文獻。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是反映色彩紋飾類。主要有“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素衣朱繡，從子于鵠”（《詩經·唐風·揚之水》）?！白樱〞x襄公）墨衰绖（孝服）……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按笞訋泿?，公衣之偏衣（左右兩色的衣服）”（《左傳·閔公二年》），“夫絳之富商……金玉其車，文錯其服”（《國語·晉語八》）、“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晉靈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繡”（《郁離子·晉靈公好狗》）等。

　　二是反映質地材料款式類。主要有“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詩經·唐風·羔裘》）、“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詩經·魏風·葛屨》）、“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墨子·公孟》）等。

　　三是反映多寡繁簡類。主要有“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詩經·唐風·無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詩經·唐風·山有樞》）、“宣子……盛服將朝”（《左傳·宣公二年》）、“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尹文子·大道上》）等。

　　二、從考古發(fā)現看晉國服飾

　　考古發(fā)現的晉國服飾主要集中于銅器、玉器、陶范、陶俑等出土文物上，均以裝飾形式出現，涉及人物情景有攻戰(zhàn)、競射、樂舞、狩獵、采桑、投壺、出行、馴獸、陪侍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幾種不同的服飾類型，而不同場景下的著裝衣飾也有著一些明顯的差異。

　　1959年——1963年，侯馬“晉國遺址”的鑄銅作坊遺址清理出土了30000余件陶范，其中能辨認器型的有1000余件，能組成配套又能復原器型的100余件，能夠反映晉人服飾的人形范10件。比較典型的有半側身女雕像外范（下半部殘缺），圖案衣著為右衽和尚領上衣，并顯有條形紋飾。另有一組五塊合范的浮雕立人像，身著右衽和尚領齊膝連衣裙，腰系長帶，打成斜角相對的結，衣裙細腰，向下漸成喇叭口，飾有斜角雷紋。還有一組五塊合范的整套跪狀武士像雕塑外范，齊膝連衣,上半部分刻有云紋及填圓點紋裝飾，背部插劍，下半部分裝飾有勾連“T”紋，用雷紋襯底，腰部有長帶在前系結，兩個短穗下垂，鞋底飾有方格花紋……上述人形陶范，為我們提供了春秋中期到晚期晉國人的服飾資料實物，參照文獻資料和曲沃晉侯墓出土文物，我們大體可以將晉國服飾的款式分為三類：

　　一是早期以上衣下裳的服飾類型為主流，衣、裳分體，下裳兩側開衩，不相連綴。

　　二是中后期，主要是春秋時期，則在左襟前后開片后縫合，上衣下裳合體并連，寬衣博帶，繞身系扎的深衣流行開來。深衣分直裾和曲裾式。曲裾深衣為下擺齊足曳地或齊膝的長袍，穿著簡約而不失華貴。在競射、樂舞、采桑、加冠、投壺、出行等日常儀禮和宴樂類活動中，因大多于室內或近郊舉行，穿著普遍選用長袍深衣，束腰，或佩劍，或素面，或窄衽鑲邊，頗顯典雅脫俗。直裾深衣一般為齊膝短袍，更適用于從戎，在攻戰(zhàn)場景中多有發(fā)現。穿著上下連體的短袍深衣，其對下肢束縛較小，行動便捷，考古大家張頷先生在其《侯馬出土陶范歌并序》一詩中所描述的“僮豎裋褐無裳裾，‘下士’腰中服劍匕”，便是指此類服飾。

　　三是上衫下褲的著服形式。在泛舟射獵時，多采用此類著裝。此類衣褲組合一改以往衣裳的搭配，均束腰、佩劍，擺脫下裳對雙腿的束縛，下身動作更為自由。由于服飾無開合的下裳，則其所著筒褲必有襠部，抑或是短襦和分襠筒褲的搭配，以便遮羞。

　　三、晉國服飾折射出晉文化中極為閃光的審美意蘊

　　從文獻及考古發(fā)現，我們能夠知道，源遠流長的晉國服飾，上至君臣貴族，下至平民黎庶，其服飾款式多種多樣，材質用料也各不相同，但大體上均統(tǒng)一于長期作為中原霸主的社會氛圍當中，折射出晉文化中極為閃光的審美意蘊。主要表現在：

　　1、“以正諸華”的擔當精神

　　著名的秦晉崤之戰(zhàn)的起因，在于秦穆公利用晉文公新喪，意欲趁亂東進爭霸諸侯，晉國正卿先軫認為：“敵不可縱?？v故，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并進一步分析道：“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于是，尚處在悲痛中的新君晉襄公將孝服染成黑色，舉哀哀之師，同仇敵愾，終獲崤山大捷，一戰(zhàn)而鞏固了晉國霸業(yè)，穩(wěn)定了春秋列國的諸侯格局和社會形勢。而且由此晉國有了著黑色孝服的喪俗習慣。春秋時期，奉行“士農工商，四民守業(yè)”的國家政策，商人的地位并不像后來那樣低下，甚至出現了許多為國分憂、責任感極強的大商人，像鄭國大商人弦高，衛(wèi)國大商人子貢、呂不韋等，尤其是孔子弟子的子貢，肥馬輕裘，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能讓各國國君分庭抗禮，史載：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可見其影響力之大。而作為商賈群體出現的絳（晉國都城）商，雖“韋藩木楗以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其力量同樣不可小覷。難怪“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后可”（《左傳·襄公九年》）。

　　2、“服以旌禮”的教化功能

　　無論屠蒯“服以旌禮，禮以行事”（《左傳·昭公九年》），還是趙盾“盛服將朝”（《左傳·宣公二年》），甚至重耳“降服而囚”（《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都在凸顯晉國服飾的禮儀內涵。難怪叔向強調：“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左傳·昭公十一年》）”狐突主張：“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正色：青、赤、黃、白、黑），用期衷則佩之度”（《左傳·閔公二年》）。否則“衣之尨（雜色）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同上》），由服飾禮儀進而升華到一諸侯一國家?？梢韵胂?，新田“且民從教”（《左傳·成公六年》）作為主要的遷都優(yōu)勢之一，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3、“兼收并蓄”的人文特質

　　晉國服飾多姿多彩，呈現出既尊崇周禮又不完全受制于周禮約束的多元開放姿態(tài)。究其原因，其與地處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交匯的前沿地帶密不可分。同樣，也是晉國“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四年》）的立國方略使然。侯馬晉國遺址出土文物反映出的服飾，單單從衣領上分辨就有方領、交領、和尚領等多種款式，剪裁用料上既有素面也有窄衽鑲邊，即所謂的素衣朱襮、素衣朱繡。晉國中晚期傳統(tǒng)的上衣下裳以及當時流行的深衣，特別是似有幾分胡服特征的短襦與分襠筒褲的搭配幾乎同時存在，但已呈現此消彼長的發(fā)展趨勢。相反，同時期南方地區(qū)常見的寬袖長袍卻不多見。這表明，脫胎于傳統(tǒng)服飾但借鑒胡服的深衣適應性更強，“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禮記·深衣》）”而類胡服的出現，其對下肢束縛小，行動便捷，更適用于征戰(zhàn)，無疑開啟了戰(zhàn)國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的先河。

　　四、晉國服飾文化應成為講好山西故事的重要窗口和我省發(fā)展旅游+的亮點所在

　　晉國在山西歷史長河中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山西簡稱晉，絕非偶然，一定程度上晉國構成了今天山西的基本地理特征、文化特征乃至晉人的性格特征，構成了講好山西故事的精神內核。由內涵而外延，晉國服飾文化同樣影響深遠。時至今日，“衣之純（正色：青、赤、黃、白、黑）”（《禮記·玉藻》）仍然是山西乃至整個漢民族服飾的主流，特別是在重大會議、重要活動等正式場合，黑色依然是禮服或者正裝的首選。其次，便是由陰陽五行學說衍生出來的紅色、綠色、藍色（晉乃周火之從出，尚紅；魏自認承繼晉國正統(tǒng)，尚紅；趙推演出火德為主，木德為輔，尚紅、藍色；韓推演出木德，尚綠）。更為直觀的則有“晉國鞋（十果繡花鞋）”“文公屐（柳木屐、足下屐）”等，經過2600年演化沿襲，積淀成古老的山西故事和美好的文化寓意流傳至今。近年來我省致力于把文化旅游業(yè)打造成戰(zhàn)略性支柱產業(yè)，突出“旅游+”“+旅游”發(fā)展思路，積極推動文化業(yè)態(tài)與旅游業(yè)態(tài)深度融合，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加快推動非遺和演藝進景區(qū)，倡導通過影視、動漫、演藝、新科技等多種手段，打造高品質文化旅游演藝產品。具體到舉全省之力鍛造黃河、長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塊，晉國服飾文化的有機融入無一不足以構成景區(qū)的亮點、買點、關注點，成為厚植精神沃土、講好山西故事的又一扇重要窗口。從這一點講，我們理應賦予晉國服飾文化應有的時代意義、流行元素，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晉國服飾最靚麗多彩的一面呈現給世人，讓“華夏古文明、山西好風光”的人文魅力更加生動起來?。?strong>張曉玲 劉躍華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