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正進入三審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由于在受賄罪的適用范圍方面，擬將非國家工作人員納入犯罪主體中----也就是說，在職或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家里人”、“身邊人”，如果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影響力索賄受賄，將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樣一個修正，被司法界普遍贊同，一些學者甚至評價這是“反貪立法的一大進步，具有標本價值”。

但是，在公眾的眼里，這個“進步”或許輕松不起來。一方面，人們看到，我們高高舉起反腐利劍，別有用心的人同時琢磨著“魔高一丈”的腐敗新招，以至于“反腐敗已進入管老婆兒子的時代”；另一方面，即使是修正案通過，令“身邊人”參與作案無法似從前那樣從法律網(wǎng)洞中全身而退或是從輕發(fā)落，但如果“腐敗成本”不足以抵擋巨大回報，不知道這“立法上的進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擋腐敗者的貪婪之欲呢？

這并非杞人憂天！“官員身邊人”的“助貪”現(xiàn)象，長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對“身邊人”的管束，從中紀委到相關部門，從黨紀到法律，一直未曾中斷，并層層升級。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頒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10種新型腐敗現(xiàn)象作出清晰的法律界定，其中，就對長期置于模糊地帶的“特定關系人”有了法律上的說法，一舉突破了長期以來我國反貪實踐中的兩大難題：非身份犯的罪刑認定問題和特定關系人的界定問題-----這“特定關系人”，其實指的也是“身邊人”、“家里人”。

但頭頂著“黨紀法規(guī)”這把達摩克利斯劍，“身邊人”卷入腐敗的案件，從廣度到深度，仍大大超過以往，進而引發(fā)“三大”現(xiàn)象----腐敗的規(guī)模加大，對公共利益的侵蝕加大，查處腐敗的難度加大。有統(tǒng)計表明，近年來，被查處的貪官中，很多養(yǎng)有情婦，其中不少情婦是腐敗的直接參與者和受益者。

日益增多的“身邊人”變身“腐敗共謀者”，拉長“尋租”鏈條，腐敗者從明目張膽轉(zhuǎn)向暗渡陳倉，從“單打獨斗”轉(zhuǎn)向家族化，最重要的原因，是“權力的影響力”尚在灰色地帶暢通無阻。

試看：李嘉廷，劉方仁，石兆彬，慕綏新，程維高，鄭筱萸，這諸多高官腐敗案中，或配偶子女，或情人秘書，或司機助手，或借用高官權勢游刃商海，或為攬項目、要官職等權錢交易牽線搭橋，或協(xié)助腐敗官員轉(zhuǎn)移贓物、逃避追查……他們卷入腐敗交易、充當權力掮客，借助的，不就是權力的影響力？

更多的時候，權力的磁場游走在“法律”與“人情”的邊緣，混雜于公權與私權的攪拌中，“身邊人”可能在“有意”與“無意”中，完成了一個條子的簽批，獲取了一個股票操作，掌控了一次競標的底價；賣出了一個普通字畫的“天價”……而往往面對這些事情，法律的制裁顯得鞭長莫及。

其實，“影響力交易”也是《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明確提出的新腐敗類型。而它在我國現(xiàn)階段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與我國官員的權力目前還不能得到有效約束、公權力沒有嚴格按照規(guī)則運行有直接因果關系。失去制衡的權力之下，走一走“官太太路線”，拉一拉“太子聯(lián)盟”，仰仗著權力的靠山，汲取著影響力，一路高歌猛進，成為許多行賄人敲開大門的捷徑。

所以，如果僅憑刑法中增設了對“身邊人”的法律界定與定性，就認為能管住了“身邊人”的手腳，不免太樂觀，也低估了反腐的難度與艱巨。摧毀“身邊人”腐敗空間的根本之舉，是讓“影響力”沒有可以影響的市場，讓權力者無法利用身邊人釋放“影響力”；讓行政權力更多地退出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壓縮錢權交易的空間。

只要權力的磁場一日不消，官員及其身邊人的腐敗，就一日難根除！（吳 焰）

來源：人民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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