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王溝，其實不是溝，而是一個小山包，位于臨汾市西北70余公里處，系堯都區(qū)河底鄉(xiāng)西凹村的一個自然村。讀者諸君可能會問：這里既不是名勝之地，也不是革命圣跡，為何要提筆記之?

原因很簡單，那里是與我相識、相知、相處20余年的戰(zhàn)友郭文斌的家。記得第一次去牛王溝，是80年代中期。一天，時任駐臨汾某部政治教導(dǎo)員的我，接到電話員轉(zhuǎn)來的一張紙條，說是助理員郭文斌家中有點急事，需要一輛車。那時，部隊只有一輛212吉普車，我即刻帶車前往。70余公里的路程，我們竟走了3個多小時。郭文斌的家，僅有3間低矮狹窄的小土房，客廳內(nèi)擺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剩余的地方便不多了，若踮著腳、伸直手，便可觸摸到房頂。

一杯茶水未喝完，郭文斌和妻子池天花就把五六個菜肴，一瓶記不清牌子的燒酒擺上了桌，山楂罐頭、梨罐頭、土豆絲、炒雞蛋是主要的大菜。那時候，在偏僻的大山里，我接受的可是最熱情、最高檔的禮遇了。心情格外激動的我，與郭文斌邊拉家常、邊飲酒，不知不覺間，半斤白酒進(jìn)了肚，濃濃的戰(zhàn)友情誼也溶化在酒中，沁入肺腑。

酒足飯飽后，郭文斌陪同我在山頭上轉(zhuǎn)了一圈。站到山頭上，吸吮著清新的空氣，我感到輕松愜意、舒坦自如。郭文斌對我說，他的老家是河南省林縣，40年代爺爺逃荒來到這里，開荒種地，養(yǎng)兒育女。父親、母親和他兩代人都是生在這里、長在這里，因而對這座大山有著深厚的感情。1976年12月，高中畢業(yè)的他當(dāng)兵走出了大山，并提了干，成為一名共和國的軍官。當(dāng)他衣錦還鄉(xiāng)之時，小山村牛王溝沸騰了，父輩們微笑了。面對父老鄉(xiāng)親，他暗下決心：一定干出一番事業(yè)，回報父輩們的恩愛和牛王溝的滋養(yǎng)。

1983年，他所在的工程兵撤消后調(diào)入駐臨汾某部，我與他才有了相識的機緣。我很欣賞他豪爽耿直的性格，同他漸漸地成為知己。未曾想，軍營15年，他竟和我在同一個單位，走了一條同樣的道路：政治教導(dǎo)員、政治處主任、政治委員。我開玩笑說：“文斌，你真是緊步我的后塵啊!”我覺得這相同的仕途軌跡不僅僅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緣分。2000年3月，我轉(zhuǎn)業(yè)到了臨汾，可家在侯馬;他任職侯馬，可家在臨汾，每個雙休日，我回到了侯馬，他回到了臨汾，很少有碰面的機會，可情誼卻總是那么濃。只要有了機遇，我們還是想方設(shè)法小聚一起，暢敘友情的。

前不久的一個星期六，我又一次上了牛王溝。星期五那天，剛剛回到侯馬家中的我，突然聽到一個噩耗：郭文斌的母親病故了。我十分悲痛，也心急如焚。悲痛的是，早在十幾年前，我就與老人相識，慈祥的面孔仿佛我的白發(fā)親娘，如今那音容笑貌仍記憶猶新;心急如焚的是，車輛不便，加之一直下鄉(xiāng)，如果明天不去，再難得空閑。但是，我與文斌已經(jīng)20余年的友誼，無論如何也得前去吊唁致哀。晚上，我四處奔波，終于訂下了車輛。

第二天早晨，我草草地扒拉了幾口飯，便急匆匆地趕到醫(yī)院大門口。我擠上一輛212吉普車，風(fēng)馳電掣般地向牛王溝奔去。由于途中修路、堵車，只能沿河灘繞行，車在亂石灘中顛簸了個把小時，又走了個把小時的曲里拐彎、坑洼不平的山間土路，方才到達(dá)牛王溝。走下一個土坡，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坐北朝南的五孔新修的磚窯洞，窯洞前面是一塊平坦的場地。如若不是郭文斌的介紹，我簡直不敢相信這里就是他原來的小院。我四處走了走、看了看，除了窯洞左側(cè)的小土房還保留著一絲昔日的模樣，其它地方再也找不到原來的痕跡。

“變化大嗎?”郭文斌笑著問我?！按螅罅?”我感嘆地說。一位不知姓名的老鄉(xiāng)欣喜地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村里的變化就是大，不僅夠吃夠穿，而且也有錢花，大部分人家蓋起了新房屋，有的人家還買了小汽車，這要是在過去，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中午，我們每人吃了一碗大燴菜、一個白面饃。爾后，我們在老人的靈柩前行了三鞠躬。

臨別時，我看到老人的墳?zāi)咕驮O(shè)在新房屋前面的數(shù)十米處。我了解郭文斌的心境，他是想讓操勞了一生的母親，永遠(yuǎn)能高興地看到他回家的身影，永遠(yuǎn)能欣慰地看到牛王溝的變遷。

(原載《臨汾廣播電視報》副刊2003年8月26日)